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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数据彰显智慧裁判
——写在《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2015年)》出版之后
来源:省高院发布日期:2016-12-30浏览次数:字号:[ ]

 

2016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落地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大数据分析改革”列为全省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重点。历经信息节点梳理、采集导入、分析评价等环节,在全省两百余名知识产权法官的共同努力下,该项改革工作逐步落地,《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2015年)》也随之成形。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宋晓明庭长对此项工作寄予厚望,并在报告出版之际亲笔作序。

本报告首次通过海量数据和图表从多侧面展现了浙江省2015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并进行细致的成因分析评价。数据全方位涵盖了区域内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体量与结构、纠纷主体、涉讼权利、侵权行为、证据与程序、损害赔偿及结案等节点信息,全景式展示了区域内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全貌,为区域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由以往的直觉和经验主导转向理性思维与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大数据支撑。本报告作为司法领域具有创新意义的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大数据分析成果,代表着区域性知识产权司法公开步入全面系统、丰富多元的大数据时代。

报告经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后,业内反响热烈,三位知识产权专家为报告撰写了书评,我们在此一一展示,以飨读者。感谢社会各界对浙江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关心和支持,也期待读者对报告给予指正,以助于我们把知识产权审判大数据分析工作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司法大数据思维之望远镜、透视镜和放大镜

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邓宏光

 

 

马云曾说过:“21世纪的竞争是数据的竞争,谁掌握数据,谁就掌握未来。”这一句话,不仅适用于实体产业,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司法,适用于学术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2015年)》(以下简称为“《报告》”)似乎具有了大数据的思维,是司法大数据思维的开拓者和尝试者。该《报告》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多的启发意义。

一、司法大数据思维之望远镜:数据会说话

微信圈信奉“有图有真相”,但眼见往往不为实,因为看到的可能是虚像,也可能仅仅是局部,以局部来描述整体,难免有盲人摸象之感,每一个人看到的局部不同,因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结论完全不同,也不完全准确。

任何事物,只有从全局性和整体性进行展现,才可能给人以全貌的充分掌握。全局性和整理性的分析,需要建立在真实还原事物的基础上。在大数据思维看来,万事万物都可以数据化,用数据从各多角度、全方位来描述特定事物,更为全面、准确和真实的描述特定事物。

《报告》依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落地知识产权民事审判大数据分析改革”重点项目,将知识产权审判相关成果转化为相关数据。在保证数据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从各类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主体、权利、行为、证据、程序、损害赔偿、结案信息等角度进行还原和再现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保护,通过这些主要指标的分析,可以更为清晰的评判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

当然,要达到理想中的大数据状态,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指标,需要更多更更细致的参数,也需要更为人性化的界面,以便于使用者来使用。例如,对于知识产权某一条的适用中,存在哪些不同的情形,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会产生何种不同的结果。如果真能够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司法依托大数据,从而迈向智能化。

二、司法大数据思维之透视镜:通过数据找出相关性

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大数据思维是“要相关,不要因果”,但是,因果和相关本身血肉相连,难以分离。通过大数据,更容易也更方便的找出现象背后的成因和动因。

《报告》不仅仅用数据的方式,从整体上对浙江知识产权民事保护进行描述和还原,而且对数据背后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例如,有关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从这个角度而言,《报告》尝试着对过去和现在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洞悉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用大数据的思维,对事物背后的相关性进行剖析,将更有利于科学的决策。传统的决策,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精英决策模式。通过大数据的穿透性,可以颠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决策模式,形成非线性的、面向不确定性的、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报告》通过对知识产权民事保护方面的数据采集、整合和共享,尝试实现支离破碎的知识产权审判数据系统化,从而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和决策提供信息资源支撑。

三、司法大数据思维之放大镜:对典型案例深度研习

大数据思维,是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这种挖掘不仅仅体现在数据的多和大,也不仅仅体现在视角的多和广,而且还体现在对类型化的深度研习。类型化的深度研习,往往以典型案例进行全方位研习作为基础。

《报告》在从多角度对浙江知识产权民事保护进行数字化描述和还原之后,通过提起公因式的方式提炼出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的余杭模式、义务模式和宁波模式,在全省16084件民事案件中提炼出“十大知识产权保护案件”和“十大知识产权调解案件”,对想干的模式和相关的案例进行深度研习。当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以这些典型案例为基础,对这些案件所体现出的特点、国内外的相关案例及其处理方式、案件本身的创新性及其学理支持、案件对产业的影响和导向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深度分析,似乎还是稍有遗憾。即便如此,白璧微瑕,瑕不掩瑜。

四、期待

《报告》是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知之汇”与国内知识产权新媒体“知产力”和知识产权法律数据服务平台“知产宝”共同打造的知识产权专业精品著述成果平台”三知出品”之首部著作,我们期待将来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加充分地发挥数据服务平台的功能和作用,收集更全的相关数据、设定的指标更为详尽,界面更人性化和便利化,专题性的研究更为深入,典型案例的研判更为详尽,点面结合,充分发挥司法大数据研判引领者的先锋作用。

 

 

司法大数据的一次破冰之旅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教授  刘文杰

 

 

大数据时代以前并非不存在大数据。所谓大数据时代,其特征首先在于人们对于数据的再认识,认识到数据挖掘能够产生前所未闻的巨大价值。大数据时代实际上就是人们自觉运用技术对各类数据加以系统性挖掘和利用的时代。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发生观念革新的过程。一开始是星星之火,积数年而成燎原之势。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 2015年)》就是这种大数据观指导之下的产物。

    众所周知,相对于企业和个人,公共职能部门所掌握的数据可谓是真正的大数据。如何让这些数据公开在阳光之下,为民所用,不但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当前体制之下,更取决于任事者的眼界与决心。出版一部知识产权审判数据挖掘成果,其意义不待多言。而要将相关信息形成完整周延的数据系统,其难度可想而知!

    当前,对于知识产权民事司法数据的处理大多停留在数据统计阶段,尚没有达到大数据整合与挖掘的层次。这一情况的存在当然有其原因:原始数据散见于各类司法裁判文书,相当一部分信息甚至在裁判文书中也没有体现,而一线法官坐堂听案,无暇他顾,况且数据分析亦非其职责所在。浙江省高院知识产权庭知难而进,集全省同仁之力,成为这一领域的吃螃蟹者,一时领风气之先。阅读本书,亦可想见法官们在收集和整理数据上所付出的巨大辛劳。

    本书旨在“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从直觉与经验主导转向理性思维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故一方面在数据上全方位涵盖浙江省内知识产权民事审判的整体规模和结构、涉诉主体、权利类型、侵权行为类型、证据与程序、损害赔偿及结案等关键节点信息,全景式展示一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审判的全貌,另一方面,则超越对数据的简单收集与罗列,通过对大量信息的梳理、整合、分析,将其中蕴含的区域性司法保护规律完整地加以呈现。

    书中既有对浙江全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总体情况的归纳总结,又有对省内各地市的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情况的耙梳厘清。具体到四类知识产权案件信息的类型化梳理,包括每一类型案件内部的裁判、调解、和解等结案方式的信息处理,编著者的工作细致到一一列表、制图,力求以可视化形式向读者呈现的程度。当然,书中也不缺乏在摸底、归纳和整理之后就相关民事纠纷案件发生规律及其成因的深入分析。

    就此而言,本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使社会公众更全面细致了解一省之内的司法审判现实,还有利于律师、当事人提高对司法审判的预期,亦可为决策者、研究者引为重要参考。

    大数据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审视法律本身,本书即是证明。在报告统计的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向公众传播作品的侵权行为在全部纠纷中占有近乎一半的比例,一定程度上说明互联网传播已经成为内容消费的主渠道之一,同时也成为侵权发生的主要场所之一,调整互联网传播的法律规则也将随之向愈加精细发展。再如,未经许可而出租作品的案件在本书统计范围内占比为零,则说明著作权法中有关出租权的规定可能只是一个摆设。

    而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占有极高比例的行为类型分别是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而引起误认、与知名商品相混淆以及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说明反不正当竞争的主要侵权行为类型仍然是搭便车行为,调整此类行为的规则仍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条款。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网络上同样出现大量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行为有些可能属于花样翻新,但更多的仍然可以归入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

    大数据分析不但能够揭示法律实施状况,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生活的某些特点。例如,本报告显示,2015年全年浙江法院受理案件中商标权专利权的案件占比不足三成,而著作权的比例偏大,这和人们的经验印象一致,但在著作权争议案件中,KTV著作权侵权案件又占到了全部著作权案件的六成以上,则反映出本省KTV经营模式的某些特征。再如,许多案件的被告是便利店、小超市,这些所谓“草根案件”和“牛皮癣案件”同样反映出经济行为链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区内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体量如何,通常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水平相关,但也可能与本地区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相关。随着经济的增长,当事人的维权意愿往往也随之上升,如果同时伴随司法保护水平的上升,当事人趋向保护周延的地区开展维权,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换言之,法律纠纷的体量较大并不意味着本地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低下,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就此,本书的数据和分析可作参考。

    法谚有云,无权利则无救济,这一格言落实到司法审判中,则为无证据者则无救济。鉴于举证对于司法审判的关键意义,本书专门梳理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举证情况,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直观审视当下证据机制的视角。

    例如,数据显示,在民事案件的证据采集方式中,公证取证占有极高的比例,自行取证位居其次,法院取证的比例较低,呼声甚高的第三方电子证据保全在各类案件中的比例却都相当之低。出现此种现象的根源何在?

    公证证据在司法裁判中一枝独秀,固然与这种证据较强的公信力有关,但也说明了法院对公证可能存在过度依赖和对当事人举证的信任不足。这种不信任又会抑制当事人的举证热情,反过来加重对公证的依赖,造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电子证据形式屡见不鲜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案件证据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易修改、难追溯的电子数据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并不具备太多证据甄别能力的公证处,恐非妥当。

    在本书中,编著者既对公证取证方式在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取证方式中一家独大的局面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也坦率地承认,公证并非万能,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随着电子数据的日益普遍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公证证据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对此清醒认识可资赞同。在其他问题的揭示上,例如对于举证妨碍问题和法定赔偿适用问题,本书也表现出了令人称道的坦率。

    举证妨碍是另一个近年来讨论较多的话题。本书的统计显示,在2015年浙江省全省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使用举证妨碍的案件只在商标权纠纷案件中存有一件。各方面认为应当积极采纳的制度在实践中却处于休眠状态,不啻说明,制度从口号落实到实际的距离比人们想象的要长得多。本书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而是指出,举证妨碍制度没有落地,在一定程度上与法院的审查标准过严有关,对策是适当降低对于举证妨碍规则的审查门槛,对于举证过程中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要加大损害赔偿义务力度,坚决予以制裁。

    损害赔偿数据分析是本书的另一个亮点所在。统计结果显示,正如人们所推测的,法定赔偿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所占比例极高,2015年,在浙江省知识产权审判民事案件中,专利权、著作权类案件适用法定赔偿的比例均超过九成,商标类案件适用法定赔偿的比例也超过了八成。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法官不是按照证明损失数额的证据,而是根据自己的心证来决定赔偿数额的。和有关公证的讨论一样,出现这一情况,既有当事人一方的原因,也有法院如何运用举证规则的问题。本书对此进行了揭示,并批评了部分裁判文书关于法定赔偿的说理存在讲套话而影响裁判文书公信力的现象。

    大数据时代,人们有了对数据价值的认同,“但是,当数据处于碎片化状态时,数据资源的价值仍然难以充分发挥。”职是之故,对碎片化状态的知识产权民事司法数据加以系统的挖掘和利用,让原本杂乱无章的数据呈现出新的面目,遂成为本书使命所在。作为破冰者,这本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联合知产力、知产宝出品的报告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当前,社会各界对司法公开一片叫好之声,但也常存忧虑,担心其令行之不远,中道而废。其实,只有更加坚决地推行司法公开,给公众以充分的信息,才能提高司法公信力,保护法官自己。所谓“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并不可怕,只要坚持公开,则“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路线的有力贯彻,值得为其喝采。

 

 

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路举措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张鹏

 

2016年1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2015年)》,其借助大数据平台信息优势,通过信息节点梳理、信息采集导入、信息分析评价等数据统计整合,深入开展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实证研究,为大数据思维与决策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应用作出了重要探索。这种实证法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根据对2015年浙江省全省法院审结生效的全部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是法定赔偿适用比例高。专利权判决类案件法定赔偿比例达到97%,达到1002件;适用实际损失、侵权获利的案件非常少,仅为1件和5件;适用许可费的合理倍数作为侵权损害赔偿判定标准的案件则是0件。进一步分析著作权判决类案件和商标权判决类案件,法定赔偿比例分别达到91.92%和82.47%。二是损害赔偿诉请额和获赔额差距明显。专利权类案件诉请额和判赔额比例高到7.9:1,商标权类案件和著作权类案件也分别达到6.7:1和6.2:1。三是损害赔偿制度有待完善。关于权利人索赔未获支持的成因信息分析中,排名第一位和第三位的原因分别是索赔证据不足未获全额支持和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不足。因此,举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瓶颈问题。据此,书中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设计、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计算方法等给出分析,并提出了构建知识产权权利信息司法评估系统、重塑法定赔偿司法评估体系、完善权利人损失和侵权人获利计算方法、增加酌定赔偿的适用等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法律适用建议。在上述内容的启发下,笔者认真学习了书稿展现的法律实践情况,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法律适用也形成了一些思考,以期引发讨论,共同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提升。

一、 损害赔偿救济的重要意义

首先,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充分救济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救济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乃至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只有对知识产权侵权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面填补,对知识产权侵权的非法获益进行全面剥夺,才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同时,知识产权作为现代产权体系的重要构成,同样需要实现“归属清晰、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管理科学”,这其中“保护严格”是“流转顺畅”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充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市场才有运用知识产权产生效益的动力,才能真正实现从科技强向产业强、经济强的转变。同时,侵权行为法与公共政策关系密切,在价值理念、制度目标、基本功能以及救济体系等多个方面联系日益紧密,侵权行为法的立法、司法与执法都广泛地关注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的许多具体政策都体现为一种对权利的救济,事实上在某些方面起到侵权行为法的作用。[1]在侵权行为法律制度中,以损害赔偿制度为核心的侵权救济制度是体现公共政策属性的核心领域。如前所述,在综合救济机制发展的背景下,侵权行为法功能需要发生转变,侵权行为法的救济功能不断加强,已经逐渐成为当代侵权行为法的主要功[2]。如何提高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与其他社会救济机制的契合程度,实现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与其他社会救济机制的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成为多元化综合救济机制的重要课题,这就需要认真定位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公共政策属性,探索其与其他社会救济机制的政策定位。

其次,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充分救济是知识产权运用的基础。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贸易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蓬勃发展,为产业转型、贸易升级、金融提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力地助推创新发展。同时,知识产权运用的核心基础是知识产权价值,也就是由知识产权创新价值、市场价值和法律价值构成的综合体,其中知识产权的创新价值(在专利方面表现为技术价值)是基础,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是核心,知识产权法律价值是保障。如果知识产权法律价值偏低,那么即使有较高的知识产权创新价值,也难以获得适当的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只有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充分实现,才能真正从创新链进入产业链,才能有效促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贸易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取得经济效益。

最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充分救济是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的驱动力。2014年7月中旬,国际专业咨询机构普华永道公布的《2014年美国专利诉讼研究:案件数量跳跃式攀长而损害赔偿额持续性下降》报告[3]。该报告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执行和会计报告》和美国法院的《司法事实和数据》,统计了1991-2013年之间的美国的专利授权数量和专利诉讼数量的变化情况。据统计,1991-2013年,专利授权量和专利诉讼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从1991年起,专利授权量的复合年度增长率(CAGR)为5%,专利诉讼量的年增长率为8%。但自2009年起,专利授权量的复合年度增长率(CAGR)提高到11%,专利诉讼量的年增长率甚至达到24%。2013年专利诉讼案件达到6500个。美国多年来的数据表明,专利授权数与专利诉讼数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专利诉讼是专利授权数量的重要驱动力。

1 美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与侵权诉讼案件数量关系图

 

 

同时,2008-2013年,我国专利授权量和专利侵权诉讼案件数量持续增长。2008-2015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复合年度增长率(CAGR)为21.11%,专利诉讼案件量的复合年度增长率(CAGR)为16.14%,专利无效案件受理量的复合年度增长率(CAGR)为8.99%。整体而言,我国发明专利授权数与专利诉讼数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专利侵权诉讼数量对发明专利授权量的牵引作用还不明显。同一时期,我国专利无效宣告请求案件数量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与专利诉讼案件量、发明专利授权量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见下图)。

2 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侵权诉讼案件数量和无效案件受理量关系图

 

二、知识产权保护的症结所在

《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2015年)》基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非常深入,也非常明确地展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症结。正如其所阐述的,法定赔偿适用比例高,专利权判决类案件法定赔偿比例达到97%;损害赔偿诉请额和获赔额差距明显,专利权类案件诉请额和判赔额比例高到7.9:1;损害赔偿制度有待完善,关于权利人索赔未获支持的成因信息分析中,排名第一位和第三位的原因分别是索赔证据不足未获全额支持和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不足。可以说,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症结在于侵权损害赔偿的救济,而侵权损害赔偿充分救济的关键症结在于,赔偿数额的科学计算,赔偿数额科学计算的关键症结在于,举证证明。下面结合《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2015年)》的实证数据与德国、日本、美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根据德国学者研究分析,95%的专利侵权诉讼系以合理许可使用费法来计算损害赔偿数额。[3]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2015年的统计显示,28%的案件独立援引合理许可费赔偿条款,13%的案件合并适用多种赔偿计算规则。可以说,在日本,合理许可费赔偿的使用率近半,已成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计算的主流应用规则。[4]

普华永道《2014年美国专利诉讼研究:案件数量跳跃式攀长而损害赔偿额持续性下降》报告指出,就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而言,《2014年美国专利诉讼研究》报告指出,80%左右的案件使用合理许可费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报告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标准适用比例较高的原因。一方面,占7%的专利侵权诉讼案件系由专利非经营实体(Non-Practicing Entity,简称为NPE)提起,无法采用利润损失的计算方式;另一方面,专利权人一般不乐意冒险披露用以计算利润损失的相关证据材料;还有,由于大量替代产品的存在,计算利润损失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价格侵蚀的分析过于复杂及昂贵。

就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而言,在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调整通货膨胀的情况下,1995-2013年之间,美国法院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界于210万美元和1670万美元之间。在过去19年间,美国法院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平均数额为550万美元。2013年,美国法院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平均数额为590万美元。在2000年后最初几年,专利诉讼案件的平均获赔损害赔偿数额最高,而后逐渐下降。但如果将获赔主体区分为专利实施主体(PE)和非实施主体(NPE)来看,两者获得损害赔偿数额的情况并不一致:专利实施主体所获得的损害赔偿数额自2000-2004年之后呈现递减的趋势,而非实施主体获得的损害赔偿数额则不断攀长。美国专利侵权诉讼损害赔偿主要按照合理许可费加以确定,其次是根据利润损失,再次是根据价格侵蚀进行计算。

三、 加大保护力度的现实思考

立足我国法律实践,结合国际比较,加大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建议如下。

首先,积极适用“合理的许可费”作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如前所述,日本、德国、美国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适用“合理的许可费”的比例,分别达到接近50%、98%和80%。我们可以想见,造成损失和违法所得的证明,即使是在日本、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或者在具有证据开示制度的美国,都是存在一定困难的。然而,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是一种通过虚拟交易的方式实现侵权救济的法律制度,是广泛采用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其理论基础在于,在假定知识产权有效并且获得尊重的前提下,具有意愿的权利人和具有意愿的使用者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的时候虚拟商业谈判达成的标准。“确定的专利许可费”的要件是,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之前专利许可费已经支付或者获得担保;该知识产权许可必须被许多人支付,以便于确定对于经常使用该知识产权产品的人而言知识产权许可已经成为默认行为;在不同地方的知识产权许可一致;并非在诉讼威胁或者实际诉讼下进行的知识产权许可;针对类似权利或者利益作出的许可。

其次,积极完善专家证人作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证据的认定规则。作为许可使用费的证明,主要依靠专家证人证言和展现专利侵权行为发生前后情况的证据完成。就各国司法实践而言,在英美法系,确定合理许可费过程中主要依靠专家证人证言和展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前后情况的证据(例如证明现有的许可费情况的证据),从而证明当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时具有意愿的许可谈判方可以接受的许可费;在大陆法系,确定“合理的专利许可费”过程中主要依靠技术顾问和展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发生前后情况的证据,从而证明当侵权行为发生时具有意愿的知识产权许可谈判方可以接受的许可费。就证明标准而言,知识产权许可费需要通过专家证言和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证明标准达到优势证据标准的要求。就证明责任而言,权利人承担证明合理许可费的证明责任,同时权利人不能因为计算合理许可费时所需要的侵权行为人的相关记录缺失而承担不利后果。例如,在诉讼发生后出现了生产记录被毁损的情况,那么举证责任需要转移到被控侵权人一方[6]。同时,应当注重专利许可费证明中专家辅助人的适用。

还有,有效优化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规则。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救济力度不足的重要制度选择。随着立法层面对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侵权人故意”、“严重侵权后果”以及“权利人提出申请”为构成要件。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如何通过被控侵权人的行为认定其存在故意的主观心态。通过被控侵权人的行为认定其存在故意的主观心态常见情形是,是否寻求和遵循称职律师的意见。在寻求和遵循适格律师意见过程中,故意侵权认定的标准出现了从宽松到严格再到相对宽松的演变历程,意图实现权利人和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最终落脚到被控侵权人的动机或者意愿上。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构成要件最关键的抗辩理由是被控侵权人具有避免侵权的主观动机。从程序法角度而言,证明构成故意应当遵循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综上所述,《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2015年)》一书通过大数据分析所进行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实证研究,对进一步解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也对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1] Rojahn,(Fn. 15),S.628Haedicke,(Fn.5) ,S.529.转引自:李素华:《专利权侵害之损害赔偿及侵害所得利益法之具体适用:以我国专利法为中心》,载《台大法学论丛》,台大法学院2013年,第1401页。

[2] 参见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本部20156月颁布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2015》,转引自徐小奔:“论专利侵权合理许可费赔偿条款的适用”,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第184页。

[3]Sensonics, Inc. v. Aerosonic Corp.,81 F.3d 1566,1572,38 USPQ2d 1551,1556-57(Fed. Cir. 1996).

[4] 熊进光:《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论——公共政策的视角》,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1月版,第89页。

[5] 王利明:“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载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年刊2009》,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7页。

[6] PricewaterhouseCoopers: “2014 Patent Litigation Study”[EB/OL],参见http://www.pwc.com/en_US/us/forensicservices/publications/assets/2014patentlitigationstudy.pdf2014911日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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